身份的焦虑

978-7-5327-4751-1

获得他人的爱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注意到我们的出现，记住我们的名字，倾听我们的意见，宽宥我们的过失，照顾我们的需求。因为这一切，我们快乐地活着。你可以认为，与社会身份相关的“爱”有别于两性之间的爱，譬如它不具有“性”的成分，婚姻也不是其归宿，而且其施与者也通常有附带目的，然而，你并不能否认这种爱的接受者一样能沐浴在他者关怀的目光里，倍感呵护，就像忘情于爱河中的情侣。

很少有人只是一味地追求高雅情趣，也很少有人只是耽溺于奢华享乐，但我们每个人都渴求一种生存的尊严。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如果未来社会是凭着积攒小小的塑料圆片（而非金钱）来获取他人的爱，那么，要不了多久，这种我们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就会成为所有人追求和渴望的焦点。

爱之缺乏如何影响我们？为什么被人漠视能让我们如此“愤怒”、“绝望”，乃至最残酷的体罚对我们来说都可以是一种解脱？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

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害怕其实才是势利产生的惟一根源，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对势利有清楚的认识。对那些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当作某种消遣。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无非就是恐惧。由于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觉得他不如自己。

即使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间透风漏雨、周围环境极差的小屋子，但只要我们清楚和自己层次相当的人的生活情形也大致如此，这时，虽然我们也了解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社会中的贵族住在规模宏大的庄园里，房间还有暖气供应，我们还是能认命并接受这一现实，对自身的处境亦无太多的哀怨。我们当然会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滋生妒嫉的温床。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融乐的家庭，一份舒适的工作，但我们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发现一些老同学（再也没有任何群体比旧时的同学更堪为比照群体了）准的房子比我们大，工作更优裕，我们回家后反倒更容易生发强烈的不幸感。

卢梭的主要论点基于对财富的阐释。他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我们现时的拥有，不管我们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我们是富有的。

尽管人们普遍接受社会应该有农民、牧师和贵族的等级之别，且对等级制度的正当性坚信不疑，但在中世纪也存在一种社会共识，那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是相互依存的，都是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即便最贫困的底层人士也应受到社会的敬重。基于这种相互依存的理论，农民阶层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贵族和牧师阶层，人们也并不认为他们就比贵族和牧师阶层缺少尊严。农民们的生活也许非常艰苦（而且是一成不变地艰苦），但没有他们，贵族和牧师阶层便失去存在的基础，就会轰然坍塌，这是一种社会共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曾把穷人比作是人的双脚，而富人则是人的头部。这一比方似乎还不够强调穷人在中世纪社会里的重要性，甚至还可能认为他对穷人不够尊重，但这一比方至少在时时提醒那些富有者，只有善待穷人方可维护自身的生存境遇，正如一个人须得珍惜自己的双脚才能正常行走。富人应该资助穷人，甚至还应该像父母一样爱护穷人。富人视穷人如小孩，富人就应该担当起慈爱父母的职责。在中世纪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不乏对农民阶层的热情赞颂。上层社会也许把这些称颂视为对穷人的恩宠，但人们也从未忘记耶稣本人就是一位地位低下的木匠。

穷人为何优于富人：这三个最有说服力，也为最多的人所信奉。它们向世上不幸的穷人传达了三个观念：

其一，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理应赢得尊重；
其二，在上帝看来，世间的地位并不具备任何的道德意义；
其三，从任何层面看，富人都不值得尊敬，他们冷酷无耻，而且终归在即将到来的无产者正义的革命风暴中灭亡。

富人为何优于穷人：

富人而不是穷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新的精英崇拜制度的年代，那些未获成功者要（对自己或别人）回答，为什么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优秀、聪明和有能力的，却仍然那么贫困，变得更为棘手和痛苦。
身份同德行相关
穷人是有罪的、堕落的，他们穷是因为他们蠢

报纸具备一套可以把别人定义为心理变态、怪物、失败者和输家的语言，它对人的理解处于一个极端的状态，而报纸的反面则是悲剧。悲剧力图在罪有应得和全然无辜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使我们对责任的惯常理解提出质疑，它是一种最为复杂的心理呈现模式，一种对他人最为尊重的表达方式，它认为人们在丧失尊严的同时，不应该被剥夺让别人听到他们心声的权利。

但一部好的悲剧还应该具备其他两个更能体现悲剧本质的要求。悲剧人物不能过好，也不能过坏，他在道德水平上应该处于日常的、普通人的层面，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跟他联系到一起，他应具有一些优良的品质，但也不乏一些缺点，此如过度的骄傲、愤怒或冲动。主人公然后可能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绝对不提出于内心深处罪恶的目的。建立在与主人公认同的基础上，观众会产生对主人公的怜悯和对自己状况的恐惧，这是悲剧故事带给我们的感情的自然反应。悲剧作品能够让我们受到教育，使我们谦虚地看待自己应对灾难的能力，并同时引导我们同情那些已经遭受灾难的人们。当我们离开剧院的时候，我们再也不会轻易地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那些犯了错的人们和失败的人们。同样，一旦他人的行为看起来是那些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就会大打折扣。当我们听到一些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头脑清醒、心智健全的人怎么会做那样的事情？只要我们认为有一道生铁铸就的墙壁把我们的本性和境况同他人的本性和境况截然分开，只要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很安全地一直保持一种傲慢自得的态度，我们的大度和容忍就会被冷酷和机讽取而代之。

基督教的伦理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明白，要安抚焦虑者，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像乐观的心态教我们的那样，告诉他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相反，我们应该告诉他一切事物最终都会变得非常糟糕：房屋将会塌陷，银行将会变成废墟，我们将会死去，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人都将去世，我们所有的成就，甚至连同我们的名字都将深埋于地下。如果这样的想法能够安抚我们，那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本能地知道我们的痛苦与抱负之远大密切相关。如果从1000年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那些渺小的身份焦虑，我们将会非常难得地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从而获得心情的宁静。

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废墟一样，能够起到相同的减缓焦虑的作用，因为宏大的自然景观是无限空间的代表，就如同废墟是无限时间的代表一样，与无限的时间相比，我们虚弱的、短暂的生命与飞蛾或蜘蛛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

身处宏大的自然景观，我们会感受到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类的渺小，我们的心情会随之宁静，我们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感受到的人微言轻的感觉也会随风消散。要想克服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自卑感，我们无须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重要，而是要认识到所有的人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旦面对那些比我们要大上千亿倍的东西时，我们对他人的关注就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巨大的东西的敬畏之情，我们往往称这种力量为无限、永恒—或很简单地，同时也最顶用地，称之为上帝。

对身份低下的焦虑进行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旅游——在现实中旅游或在艺术作品中旅游——去感受世界的广阔无垠。

为了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感情，耶稣力劝我们要像对待小孩那样对待成年人。一旦我们把他人想象成一个小孩，我们对他人品格的评价立刻就会产生180度的大转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对成年人表达同情和宽容，就像我们总是很自然地以同情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小孩，如我们总是说孩子很调皮，而不说他品质糟糕，我们说孩子很任性，而不说他很傲慢自大。要讨厌一个小孩很难，要讨厌一个正在熟睡的人同样很难。熟睡者紧闭的眼睛，放松而毫无防备的表情，都能让旁观的人产生关怀和爱护的心理——这种情形非常明显，我们在火车上或飞机上对身旁睡着的人长时间地盯着看也会因此而显得尴尬不已。他们的脸让我们立即产生亲近感，日常人际关系额以为基础的后天形成的漠不关心也随之受到质疑。